司改必须在尊重司法权威的共识下进行，但司法在中国历史上君权为重、司法为轻。
深化司改从谋篇到布局再到推进已几年之久，社会期待渐次升温，但最终成效如何其实朝野心中未有定数。其原因在于，本次司改面临诸多重大迷局：
第一，司法制度本应是一国宪制之最为稳定部分，但自49以降，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逾一甲子，但有常态的司法制度不过半数而已。1948年谋划建国之际，毅然决然废除“六法全书”，将清末以来累积之法政成果风雷扫荡。建国前三十年因革命路径依赖与社会动荡，司法被沦为敝履，以致十年文革时，竟有“砸烂公检法”“老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之说。即便是后三十多年，中国法政系统亦未得消停。自1999年最高法院发布《人民司法改革纲要》(通称一五司法改革纲要)起，司法不断处于改革之中。承接“一五司法改革纲要”之后，陆续有“二五”、“三五”、“四五”司法改革纲要。如此长周期、高频度的司改在我以为并非司法运作的规律，而是司法运作的异数。其意旨可能在于：借司改以还债，前面欠账太多，期以司改来弥补;真诚希望改革，但陷于司改的彼岸迷途，目标不清方案不定，甚至以后错改前错，于是反复折腾;社会期待太殷，或者朝野意见分歧，只得借改革之名以堵天下悠悠之口。
第二，近代以来的诸多革命或改良，司法皆不成对象或至少不是首选。但中国自八零年代以降，社会对政改的呼唤此起彼伏。但当朝在坚持制度自信的前提下又不能忽视社会的期待，于是策略性选择所谓风险最低、成本最小的司改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或试验田，以防因政改而出现断崖之变。但问题在于：当司法不适应政制时，当然应选择司改，若政制不适应司法时，回避政改是否是明智之选?事实上，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和公民广泛自由、新闻自由，司法也不过是折翼的大鸟。
第三，既往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式的改革时至今日已遭遇正当性、整体性、有效性不足的质疑，故强调当下之改革必须不脱宪法、法律之框限。但自古以来，改革莫不从变法开始。在有司宣称的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“的背景下，改革所要耗费的法律成本无疑惟艰惟巨。若启动宪改，则忧众声喧哗，难聚共识。即便只是普通法律的立、改、废，也易陷法网之羁绊，顾此而失彼。
第四，司改必须在尊重司法权威的共识下进行，但司法在中国历史上君权为重、司法为轻。新的党政主导之政法体制下后又长期饱受司法工具论之困扰，新世纪的前十年因法治回潮而造成司法权威严重式微。因此谈司改责任制则顺理成章，但谈司法待遇保障、身份保障时则要力证司法为什么比他者更重要、更高贵?
第五，中国为单一制中央集权大国，司法一方面要因应政体之需且遵循法治统一原则，另一方面要顺应省情、市情、县情、乡情之变，契合社会转型下的多样化之势，因此司改设计与操盘中的统分之争也滋生无穷困扰。部门利益、团体之私的搅局，政治是否正确的忧惧，则更使得司改之途歧路仓惶，吉凶难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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