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参与死刑复核让程序更加正义

 

　　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，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。当前，在不能彻底废除死刑的情形下，从司法中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，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，是坚持少杀，防止错杀死刑政策的最有效措施。

 

　　2007年，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，由最高法统一复查、核准判处死刑的案件。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1款明确规定：“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，应当讯问被告人，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，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。”

 

　　2014年，新的刑诉法解释(以下简称“解释”)第356条规定：“死刑复核期间，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办公场所听取其意见，并制作笔录；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，应当附卷。”

 

　　然而，在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具体司法实践中，问题开始不断出现，困扰死刑复核司法实践。首先，刑事诉讼法及“解释”对律师提出意见的实现方式的规定并不明确，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设置，无法完全回应实践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。其次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，作为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配套权利设置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、阅卷权、调查取证权等规定不明，提出合理科学意见缺少有效保障。最后，在死刑复核程序运作中，程序不公开和行政化较强等特性使得辩护律师无法有效参与其中，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缺失，辩护律师进入受阻。

 

　　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，死刑复核程序的程序定位有待明确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观念意识有待加强。实践中，重“核”不重“审”，缺少控辩审三方参与机制构建的观念基础。

 

　　刑事诉讼立法已经允许辩护律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，控辩审的结构模式在立法上已经初具雏形。接下来，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应着力在具体的制度操作上，故“办法”出台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如何参与死刑复核程序，并提出意见以及最高法如何配合等。

 

　　“办法”出台有利于完善以辩护权保障为核心的人权司法保障体系，并以制度方式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被告人人权；有利于确保死刑案件质量，坚持少杀，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，同时还能贯彻有关国际公约中有关人权保障的要求，提升我国国际形象。

 

　　在看到“办法”有利影响的同时，还应当注意到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，如何保障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科学、有效地影响办案法官，是“办法”出台的逻辑起点。因而，如何从观念上改造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模式，保障辩护人参与死刑复核程序，仍然是“办法”面临的最大突破点。

 

　　辩护律师提出意见权利的实现应具备两个基本前提：一是必须能够保障被告人能够得到律师辩护。二是必须明确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、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取证等权利规定。为此，针对死刑复核程序案件，有必要确立法律援助全覆盖制度。对于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，应当为其配备相应的法律援助律师，并保障配备律师的专业化水平。

 

　　其次，还应转变观念，切实保障辩护律师意见能够充分、合理表达。比如“办法”第二条规定，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委托或者指派之日起一个半月内提交辩护意见。“接受委托或指派之日起一个半月内”提交辩护意见，对于部分重特大案件而言，时间规定显得有些僵化，不利于律师辩护权的充分、有效行使。

 

　　确保辩护律师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，须对影响死刑复核审理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的衡量，完善相应环节的配套措施，诸如会见权、调查取证权等律师辩护权利。因而，“办法”的出台只是保障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所迈出的一步。